读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痛苦又令人沮丧的过程。痛苦在于，大部分的文章连最基本的文通句顺都无法做到，不但词汇贫乏、言语重复，甚至做不到提纲挈领，连写综述最基本的能力都没有；沮丧在于，这些作者很多都是已成名的学者（大多数来自于社科院），他们的语言表达和写作水平令人不禁担忧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的前途问题。以杜丽红教授的《四十年来的中国环境史及医疗史研究》为例。综述中充满有各种无法定义、无法操作又难以理解的空洞概念。比如，其在第一部分讨论环境史的重要性时写道：尤其是从４０年中国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深入环境问题研究的学术脉络中梳理中国环境史发展的源流，并将其放到中国社会大发展的轨迹中解读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起，有助于理解环境史不仅具有跨学科性质，融合了多学科的探索，更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融入世界的重要研究领域。（325）这句话不读三遍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读了三遍发现其实什么都没说。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具有跨学科研究特征的环境史的演变深受相关学科发展的影响。作为地理学分支之一的历史地理学深受地理学发展的影响，从关注自然地理和人地关系的角度对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333）这种句子已经不是空洞的问题了，似乎是在不顾语病地凑字数。除了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句子之外，文章里还有各种对前人研究的胡编和误解。比如稍后，她写道：环境史研究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跨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领域，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带有不同的学科色彩，往往难以在同一层次上使用相同的学科语言和思维方式进行讨论，呈现出“各说各话”的现象。诚如鲁西奇所言：“以哲学、历史学为主体的人文科学主要是从哲学、历史观及伦理层次展开理论思辨与逻辑论证，具有浓厚的主观和直觉色彩；而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与这一问题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科学，则主要通过具体个案的分析，在实证研究层次上加以归纳、概括，所得出的常常是能够实证和试验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哲学高度。”（326-7）这段话让我想起本科时候肚子里没货还硬要憋论文的经历。如果可以应该当面请教一下“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带有不同的学科色彩”这句话如果不是凑字数的废话的话，读后感www.simayi.net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后面一句除了把这句废话重复一遍之外，还有什么意义？更精彩的是引用了鲁西奇这段话。鲁西奇的引文看起来很奇怪，似乎是在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的不同作整体的裁决。但是如果去看一下原文就知道，鲁西奇原话的意思是说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对“人地关系”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考察思路，他的判断既不是关于环境史也不是关于整体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知道在此处引用这么一句话，究竟是为了支持哪一个论点？作者对鲁西奇的误解不止这一处。稍后谈到“人地关系”的时候，作者又一次谈到鲁西奇，写道：鲁西奇提出人地关系链，认为气候变化是变化之源，土地利用是中心环节。抓住土地利用这一中心环节，探讨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文化景观的变化，是考察人类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调整人类活动空间结构与行为方式的良好途径。在一般情况下，人口分布的变化虽然会引起文化景观的变迁，但并不对环境特别是环境中的气候因素带来重大影响，但生态脆弱地区除外。以人口变化为线索，对环境脆弱地带的人地关系演化模式展开探讨，必将丰富人地关系理论研究。（330）此处引用的文章与上一篇是同一篇。那鲁西奇是怎么说的呢？鲁西奇说的是两个方向的关系链：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农业产出变化—人口变化—社会和经济诸变化；反之，社会经济诸变化—人口变化—土地资源和利用方式变化—气候变化。因此，人地关系“可能形成一条链。”而且他说的清清楚楚：“在前一条关系链中，气候变化是变化之源，土地资源利用是中心环节。”那就很明白了，鲁西奇根本没有提出什么“人地关系链”，气候变化也根本就不是所谓“人地关系链”的变化之源，仅仅只是第一个关系链的变化之源。因为作者完全误解了这一点，因此只好把鲁西奇紧接着的“在后一条关系链中，人口变化是最活跃的因素”这一句话完全删掉了。当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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